尽管同性恋在中国已存在了几千年，不用说载入各种史册的有关“龙阳”、“断袖”和“娈童”之类的故事，甚至在1991年，福建还有一对男同性恋者公开举行民俗婚礼，大宴宾客。而且据青岛医学院张北川教授说，实际上在清朝的时候，那个地方这种民风就很盛。但可以说，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同性恋才越来越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社会现象。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专业的学者，对同性恋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社会主流文化（包括“官方”的态度）对同性恋“亚文化”也越来越宽容；而同性恋人群的各类活动，也从“地下”逐渐转到“地上”……
甩掉“病态”的帽子
1981年，《大众医学》发表张明园介绍《红楼梦》中同性恋现象的文章，认为同性恋是奇异的，是否病态还没有定论。
1982年，世界性学名著《性医学》中文译本出版，书中删除了“同性恋”全章（同时被删去的还有变性欲，换装行为等3章）。有关删去这一章名称的说明，用的是英文——不懂英文的人读了，根本不知删去了什么。
1985年，《祝您健康》发表阮芳赋的《同性恋——一个未解之迷》一文，文章认为同性恋不是疾病，但是属于少数，认为对同性恋的歧视是多数人欺负少数人。同年，阮芳赋主编的《性知识手册》出版，这部后来总计发行量上百万册的科普读物，仍将同性恋视为“一种变态”。
1985年，北京大学心理系主任陈仲庚主编译的大学心理学教科书《变态心理学》，把同性恋明确列为一种不适宜异性恋生活方式时可以选择的替代生活方式。这部书对学术界有重要影响。
1994年，张北川所著47万字的《同性爱》一书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讨论同性恋问题的学术著作，通过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分析，阐释了人类史的发展是朝着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拥有平等权力的方向进步的。
1994年12月，邱仁宗主持的“艾滋病和特殊性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发表支持同性恋者的政策建议，送交政府有关部门和立法机构。
1995年，中国文化名人萧乾老人在文汇报（上海版、香港版）发表了对《同性爱》的书评《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指出中国对同性恋问题的认识在进步，这种进步标志中国在现代化方面正做出努力。
1995年，社会学家刘达临的《中国当代性文化》（精华本）出版，该书强调了中国有一个人口基数庞大的同性爱人群。
1995年，潘绥铭《中国性现状》出版。潘绥铭对四大城市180余位男同性爱者的调查发现，中国相当一部分男同性爱者很“活跃”，存在着艾滋病在这一人群中大流行的风险。在相近的时间，青年作家方刚的《同性恋在中国》出版。这部纪实文学在大众社会引起了关注。
1997年，邱仁宗《艾滋病、性和伦理学》出版。该书从伦理学角度深入论述了大众社会应当以容纳态度对待同性恋人群的伦理学依据。
1997年秋－1998年初，精神医学专业刊物《精神卫生通讯》就同性恋问题进行了大讨论。有关同性恋道德化、医学化和非道德化、非医学化的不同观点进行了论战。讨论以张北川的长文作为总结，强调了同性恋非道德化、非医学化是当代科学的结论，并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
1997年到1998年，张北川教授对486位男同性恋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25％受到过异性恋者的伤害（包括言语侮辱和殴打等），35％因为社会（包括自己家人在内）对同性恋的认识产生强烈自杀念头，10％有过自杀行为。
1998年，社会学家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出版。这部25万字的著作综合了国内外学界的调查和多种科研结论，并指出中国同性恋者人口数量为3600－4800万。
1998年，以同性恋人群为目标人群的健康干预项目《朋友》于年初开始运作，开展关于同性恋的理解和艾滋病教育活动。 这个项目有近20位不同学科的权威学者和同性恋者直接参与，并在1999年初得到国家明确的道义支持。
1999年，由邱仁宗主持召开了“面对21世纪的女性：女性主义者与女同性爱者的对话”研讨会，表明社会对同性恋问题的关注已明显超越艾滋病防控、心理卫生／精神医学界领域。
1999年底，《朋友》得到了来自科学界的强力支持。包括我国艾滋病防控界首席科学家、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委员会和卫生部艾滋病中心有关负责人、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负责人等在内的多学科学者和官员明确表态支持《朋友》项目的开展。
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即将出版发行，在新版诊断标准中对同性恋的定义非常详细，同性恋的性活动并非一定是心理异常。由此，同性恋不再被统划为病态。
从“地下”到“地上”
1992年11月22日下午，在北京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举办了“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龙，这是一个专为同性恋男子开设的文化中心。邱仁宗、陈秉中、李银河、王小波等学者和一些记者与会参加。这次活动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称为“石破天惊”。
1992年，北京爱知行动项目建立，编辑《爱知简报》，在男性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中开展预防艾滋病和安全性教育工作。
1993年2月14日，“男人的世界”沙龙在北京西单海马歌厅举办情人节特别活动，载歌载舞，迎来了中国同性恋的公开化。警方表示，同性恋没有法律界定，只要不影响他人，警方一般不予干涉。
1994年到1995年，海外媒体大量报道内地同性恋者的情况。一个叫做“中国彩虹”的北京同性恋组织1995年6月向海外媒体发布同性恋解放公开信，引起海外关注。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前后，北京男女同性恋者开始酒吧聚会，同性恋酒吧开始出现。
1996年12月，香港同性恋组织召集全球华人“同志”大会，内地同性恋代表到会。
1997年，北京同性恋志愿者自发地开办了一条专为同性恋者提供心理健康和艾滋病干预服务的热线。
1997年，北京男女“同志”热线开通，并向全社会公开了呼机号码。
1998年起，大量同性恋者网站或同性恋友好网站出现。
1998年，北京“柠檬树咖啡屋”开张，每周六举办同性恋文化讨论，极大地推动北京同性恋者社群意识。
1998年8月，全国男女同性恋者积极分子在北京秘密聚会，商讨“同志”工作。
1998年10月，全国女性同性恋者在北京公开聚会。
1999年，上海一对女同性恋者公开举行民俗婚礼，并得到家庭祝福。在因特网上，出现了数10个同性恋者自己创办的中文网站。目前，中国越来越多的大中城市出现了同性恋酒吧、迪厅，而且同性恋酒吧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品位出现分化。
1999年，女同性恋者简报《天空》出版。
2000年11月，歌手毛宁被刺。因其涉及同性恋色情活动，引发了大众媒体关于“是否要对同性恋宽容”的大讨论。
赢得法律上的公平
1986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赵敏老师因研究同性恋治疗问题，被公安局6次传讯，理由是他筹备治疗用具时借用了裸体录像带。
1992年初，安徽两名女子同居事件受到公安部宽待。公安部在答复安徽省地方政府的意见上说，我国没有关于同性恋的法律，原则上这类案件可以不受理。最高警方的意见被新闻媒体报道为中国同性恋合法化。
1993年2月14日情人节活动1周后，海马歌厅经理徐先生因为出租场地给“男人的世界”情人节活动，被主管单位开除。
1993年5月10日，卫生部党组勒令停止“男人的世界”活动，批评陈秉中和万延海等人署名的文章“鼓吹同性恋、鼓吹人权、同情妓女”。
1993年8月10日，陈秉中被卫生部要求退休，当月的《中国健康教育》杂志停刊。
1997年，中国新刑法颁布，删除了数10年间常常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性行为的“流氓罪”、“鸡奸罪”，从而实现了现实中的同性爱非刑事化。这一跨越，完成了一些发达国家历经数10年走过的艰难路程。按照中国现在实施的刑法，成年同性间双方自愿的私下性行为不属于法律干预范畴。
1999年2月，万延海发表致卫生部公开信，要求恢复工作，要求卫生部承认错误。
1999年2月，《同性恋在中国》作者方刚受到起诉。该书作者和出版人在法庭辨护中均强调同性恋性取向并非道德问题和疾病。法院一审判决有关同性恋是性变态的说法引发同性恋社区的强烈反对；二审判决中，法庭取消了同性恋是性变态的说法，判决书摒弃了把同性恋道德化的说辞。这标志着把同性恋道德化的历史时代的法律终结。
2000年4月，公安部在一批示中指出：“选择性别是公民的个人权利”。这是将被记录在未来的中国性学史的重要事件。它标志在变性这一重大问题上我国与当代最先进的科学文化的多方位接轨。虽然它仅涉及变性欲者，却与同性恋也有重大“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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